仲大军：中国民企现状--脆弱性与复杂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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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中国民企现状--脆弱性与复杂性并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的民营企业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已经占据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从经济规模上看，约占我国GDP总产出的65-70%，从就业规模上看，目前民营企业吸纳的劳动人口约占我国城镇总劳动力的65%。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已经使我们怀疑：今后的中国，国有经济是否还能成为主体？譬如最近就要动工兴建的宁波至上海跨海大桥，70%以上的资金来自民营资本，几乎是私人资本投资所建。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私营经济对社会的贡献也日益增大。2002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共创产值大约2.5万亿元，实现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约4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万多亿元，吸纳城镇社会就业约1亿人。北京市在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37万人，已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54%。估计到今天，北京市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比例已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60%以上。
总起来看，自2000年以来，在中央政府连续发出有利于私营发展的指示后，中国的私营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有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中国经济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摆脱了自东亚金融危机后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0%，这种状况都与私营经济的活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注民营企业发展的脆弱性
  但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也不断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譬如本人最近听到的一些事情，河北省徐水县一家最大的民营企业遭到查封，民营企业主孙大午等人被公安部门抓走，企业保险箱里的几百万元现金被撬走。这家企业拥有1500 名员工，资产规模在全国民营企业里也排上号，但就是这样一家对当地经济甚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在一夜之间就被搞得支离破碎。
据说逮捕孙大午的第一个理由是这家企业进行非法融资，私自设立了20多家吸收居民存款的小银行，第二个理由是这家企业的网站上放了几篇有政治问题的文章，结果网站也被查封。
最近我在青岛开研讨会，一位来自贵州的民营企业家张洁叙述了她的企业是如何被政府收编了。这家名叫新源商贸公司的民营企业，原本是一家负债累累的国有商场，在政府的要求下，这家商场从1996年到1998年通过职工现金购股，分两步改制成私有企业。改制完成后，当地政府还将新源公司作为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改制的典型，在贵州省的改制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介绍。当时的省长吴亦侠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七年之后，当新源公司的股东和职工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清了改制前商场欠下的74万元贷款、消化了原商场积压的42万元商品后，贵阳市政府却于2002年1月14日以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的形式，决定将新源公司收编为国有控股企业，委派国有股代表进驻企业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原法人代表张洁女士被劝说调到其他企业当党委书记。
通过这两起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营企业发展的脆弱性，各种因素都可能致民营企业于死地。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制度上，一不小心，民营企业都可能踩上地雷。由于当前我国的金融业对内不开放，任何打破垄断的行为都是犯法，这是民营企业在经营方面遇到的阻力。在制度上和思想观念上，说白了那就是在政治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和私营经济仍然是相当脆弱的，为什么？这与大的社会背景有关，一是“红眼病”根深蒂固，一是有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着不正当性，因此引起社会的反感。这就非常不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分为3方面，一是改制时沾了国有资产的光，以较小的代价购买了较多的国有资产，改制之后，一直授人以柄，这种改制是一种不公平的改制，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贵州的新源公司，而是其他一些民营企业。
2000 年 1 月 29 日，长沙市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在这几份文件的催动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在长沙轰然启动。四五月间，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6%、21%、32%。
  据认为，此次转制最惊人的突破在于它确立的产权“界定”原则。按 1999 年期末会计报表，这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 1 亿元，如果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置换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按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产权”原则的指导下，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 100% 变为 20.53% 。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 7000 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 1500 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50% 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 500 万元买断其中的1000 万，只剩下 500 万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新公司总股本 6000 万元，其中国有股只占 8% 左右；社团法人股占 7% ，社会法人股占 3%，职工个人股占 80%。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
发展到2001年后，国有企业的转制只剩下了MBO一种形式，也就是管理层收购，根本没有普通职工的份。在我下去走访的一些企业中，这些早年的拥有几千人的国有大企业，现在都变成了厂长经理们的。这就是我国私有化的特点：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与行政划拨界定式私有化。在我国的体制下，无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旦要搞，就是铁腕推进，很少顾忌。其结果，那就是中国的私有化动作令东欧国家还瞠目结舌。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最近上海爆发出来的周正毅事件，这家民营企业通过挤压拆迁，聚敛财富。为富不仁，也引起上海民众的反感。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和私营经济的政治现状不容乐观。不解决这些问题，私营经济难以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保护在宪法中也难以通过。